在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瞬间璀璨如星辰，“两弹一星”事业就是其中之一，它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象征，也是中华民族的荣耀与骄傲。近日，在中国科学院2025年度工作会议期间，我有幸走进了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感受那段峥嵘岁月。
纪念馆坐落于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茂密的后山林地，这里曾经是一个神秘的火箭试验基地，如今已经成为无数科研人的精神载体。馆内主要展示了中国科学院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期在“两弹一星”事业中参与的具体工作，包括原子弹和氢弹、导弹运载火箭、人造卫星等，并且复原了当时的怀柔火箭基地，还以人物为核心，展出一些为“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的珍贵史料和文物。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里面陈列的许多“老物件”，有“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的科研设备图纸和模型、有研究人员亲笔书写的手稿或在重要历史场合穿过的衣服……脚下是钱学森先生回国后亲自选址和创建的我国第一个火箭研究与试验基地，眼前是生动、详实的历史资料，此时此刻正如彼时彼刻，我感受到了代代相传的“两弹一星”精神，是科研人员克服重重困难坚忍不拔的精神风骨，是勇攀科技高峰协同创新的奋斗之姿，更是“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的爱国情怀。
回望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大连化物所）在“两弹一星”中的工作，我感受颇多。1958年，正值我国原子能工业上马之时，重水的自主研发及生产刻不容缓。大连化物所当即开展重水分离研究工作，随后研制出适应国情和发展需要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重水生产新方法，为原子能之源“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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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重水浓缩的多管式高效蒸馏塔。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供图
与此同时，火箭推进剂作为“两弹一星”的重要燃料来源，被提升到国防安全与尖端技术层面。大连化物所于1961年开展了固液火箭发动机系统和推进剂的预研工作，并首次提出了固体推进剂燃速的多层火焰理论，比较全面、完整地解释了固体推进剂的侵蚀燃烧和临界流速现象。1964年，项目成功收官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20世纪60年代，我国作出研制核武器的战略决策，解决浓缩铀及扩散分离过程中的气体分析问题成为当务之急，但受限于检测气体的放射性和强腐蚀性，常规方法和仪器无法分析。大连化物所当即展开原子能工业应用的气相色谱研究，创建了一套核原料中腐蚀性气体的分析方法。该方法可以准确测定金属铀中气体杂质的含量，并且研制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腐蚀性含氟气体气相分析色谱仪，为研制“两弹一星”提供了可靠数据。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大连化物所的研究领域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实现了煤制烯烃工业化“零”的突破，开辟出一条全新的非粮乙醇合成路线，让“液态阳光”的理想照进现实的同时，又建成了全球最大功率的百兆瓦级液流电池储能调峰电站……我们还在“能源革命”大背景下，积极推动构建多能融合的新型能源体系，牵头组织实施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变革性洁净能源关键技术与示范”，取得了多项成果。这些工作也与国家近期提出的“双碳”目标高度契合。
历经重重磨砺，大连化物所精心培育了一支能打硬仗、团结协作、甘于奉献的科研队伍，并在发展过程中铸就了独特的红色血脉，凝练出“锐意创新、协力攻坚、严谨治学、追求一流”的精神。这16个字不仅夯实了每位大连化物所人的“根”，让我们能在时代变革中守正创新，在坚持科学真理中不断突破自我，更是对“两弹一星”精神的完美诠释与传承弘扬。
我们始终坚信，“两弹一星”精神不仅是历史的记忆，更是未来的指引。它激励着我们每一位科研工作者，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都要始终保持对国家的忠诚与热爱、对科学的敬畏与追求、对创新的执着与坚持。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积极响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和行业发展趋势，不断优化研究布局，紧紧围绕抢占科技制高点的核心任务，加快推进重大科技成果产出，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作出新贡献。
作者金玉奇，系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
《中国科学报》记者孙丹宁采访整理
来源：中国科学报(2025-01-23 第1版 要闻)
责任编辑：曹旸
